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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大學一分校在韓城

發布時間:2020-01-03 09:10:05來源:人民政協報新聞熱線:0311-87908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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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標題:延安大學一分校在韓城

  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,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,位于洛川的延安大學一分校遷到韓城,駐原韓城中學舊址(城隍廟)。當時,每天都有大量進步青年前來報考學習。期間,在地方黨政部門和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下,該校各項工作順利開展,學員覺悟迅速提高,在短期內為革命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。本文作者為延安大學一分校學員。

  艱苦樸素的革命校風

  1949年春節后不久,延安大學韓城分校正式上課。學校的給養都需要學校師生自行運輸。為此學校準備了一支馱騾隊,配備了10頭青色馱騾。趕驢的把式個個頭裹毛巾,身套坎架,高唱“信天游”,手執棍鞭,趕著馱隊浩浩蕩蕩行進在邊區到韓城的山間小道上,不斷地為我們送來學習、生活用品,讓我們深受感動。

  同學的服裝由學校發放―――都是陜甘寧邊區制作的“干部服”―――灰色粗布制服、“八角帽”“千針鞋”。大家穿上制服后,還要在腰里扎條布帶,鞋上系上鞋帶。

  大家睡的是地鋪,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小米。每天早上,先站隊去南河邊洗臉,接著是出操、吃飯。每當開飯,炊事員用大木籠蒸出米飯后,就倒在新蘆席上。同學們各持碗筷自己去盛;然后8個人圍著一瓦盆菜蹲著吃起來。剛開學時是早春季節,菜基本上是熬蘿卜片,隨著季節變化,學校想方設法為我們增加了一些青菜。

  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針

  延安大學副校長于藻曾來校作過幾次報告,在縣上的群眾大會上也應邀講過話。分校設有教務處,下編4個大班,有學員200多人。班下設組,我被編在第8班第1組,班主任是唐越,班干事是馬棟元,都是青年老師。后來西安與關中各縣青年大批前來,又編了4個大班,韓城城里地方容納不下,一部分師生遷往姚莊村,從此“城內”與“姚莊”就分別稱為“一部”和“二部”(我們城內的是二部)。同學們都是熱血青年,以極為興奮激動的心情投入了學習和訓練。我們的課程以政治思想教育可為主,馬彬老師主講的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》和張宣老師主講的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政策》兩門課開得最早,講授時間也最長,另外還有《中國國內(抗日)戰后形勢與我黨的方針政策》和《二次大戰后的國際問題》等課程。學校還經常增設許多時事專題報告與業務政策的專題報告,此舉既提高了同學們的理論知識水平,又激發起大家的學習熱情。

  每天上午基本上是上大課,課堂設在城里東寺口“群眾堂”的大殿里,學員就地蹲坐,膝蓋就是課桌。老師在講臺上講,在大黑板上寫提綱,學員邊聽邊記。當時條件艱苦,開學一個多月后,學校給每人發了一個約有八寸高、凳面比書本大一點的木板凳。為了“換腦筋”,在講一段課后,老師們就教我們唱革命歌曲。下午多是自學討論。晚飯后還要在校內東邊的操場上練習扭秧歌等文藝表演。鑼鼓聲聲,持續不斷,有時同學們還扮成各種姿態。雖然天氣很冷,但大家都很投入,練得滿頭大汗、氣喘吁吁,但沒人愿意停下來。有時下課,我們還排著隊,高唱革命歌曲穿過韓城的大街小巷進行革命宣傳,引來群眾紛紛前來觀看。

  學校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針和教學方法,讓學員盡快提高革命覺悟。老師們將課堂討論視為一種重要的教學模式,鼓勵同學們自學和參加小組漫談討論。大家一有時間,便擠進學校的圖書館里,爭先恐后地補充知識。

  當時,全國解放在即,針對革命形勢的需要,學校組織同學們參加各種會議,并導入寫學習總結的辦法,引導學員放下包袱,自覺地向組織說清自己的歷史問題,在進一步認清國民黨反動派本質的同時,積極貫徹落實為人民服務的思想,建立革命的人生觀。

  記得1949年北平和平談判期間,學校給同學介紹了大量的資料,貼在學校東西走廊里,并以《國內實現和平的主要障礙是什么》為題,積極組織同學們進行時事討論。在討論過程中,學校師生暢所欲言,氣氛極為活躍。最終,大家的意見基本趨于一致:瀕臨滅亡的反動派,為了求得喘息的時間,裝出要和平的樣子,企圖卷土重來。所以,人民需要和平,但絕不能放松警惕。

  在學校的引導下,同學們還經常召開小組生活會。在會上,同學們重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。在遇到突出問題時還要召開大型的生活會。記得當時文工班有4名學員因違犯組織紀律和生活紀律,對此文工班召開了大型生活會。會上,犯錯誤的同學主動做了檢討,同學們本著團結互助的原則,坦誠相見,對他們認真批評幫助。會后,這幾名同學輕松愉快地回到原來的崗位,照常演戲,和大家相處融洽。

  此外,學校還按照學以致用的方針,派同學們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,比如到集會、街鎮和附近村莊宣傳、講演并進行文藝表演等。

  在文工班的學習和工作

  1949年4月,學校將一部、二部中愛好文藝宣傳的同學們選拔出來,單獨編為文工班,我也被編入其中。班主任是李景生,班干事是張煒。

  文工班成立后,單獨住到文廟里。馬彬老師在成立后的第一次班會上給文工班作動員,勉勵我們在黨的領導下,努力為工農兵服務。記得當時,他指著文廟大殿上空懸掛著的“斯文在茲”的大匾說:“我們是一支為革命為人民服務的文化軍隊,我們在這兒學習、排練、宣傳革命道理,這也是‘斯文在茲’??!”他風趣的講話,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。

  文工班學習的文件主要是毛澤東主席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。與此同時,我們開始了革命現代戲的緊張排練,大型的劇目有三部:《窮人恨》《關中血債》《堅持到解放軍來》,中短劇目還有《你看我是誰?》《軍民一家》《黃土岡》《探黑點》等。當時,設備非常簡陋,樂器多由樂隊同志自備,有的是從數百里外的敵占區搞來的,其余的則是找材料自制,衣物道具全靠向當地群眾借。后來總校送來了兩個降落傘,是敵軍空投物資時被我軍繳獲的,我們如獲至寶,立即動手裁剪縫制,改成兩塊方形的側幕。

  1949年四五月間,我們開始了緊湊的演出活動:先在校內為師生員工演出,聽取意見,進行改進;不久又在大操場為韓城群眾演出。記得在大操場的一次演出中,由于演得過于逼真,臺下的觀眾看得“怒不可遏”,有人竟拿磚塊向演“狗腿子”的演員徐仲恭砸來,幸虧他身手靈活,不然可能受傷。擔任舞臺服務的徐伯恭連忙登臺解釋,才平息了觀眾的“憤怒”。解放軍華北十九兵團在禹門口渡黃河時,我們接受學校命令,立即趕往當地,為即將前往大西北的指戰員做慰問演出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  后來,我們又前往周邊地區,為野戰軍后方醫院的傷病員做巡回演出。在柳枝等幾個村慰問傷員演出時,同學們利用演出間隙,前往病房,走訪了戰斗英雄、重傷員,并向他們表示慰問。

  盡管演出活動繁忙,每晚演出結束時都是深夜,但同學們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,從無人叫苦叫累。同時,在演出期間接觸到的人和事也使我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發。記得野戰軍后方醫院有位同志,把拼刺刀英雄劉四虎的光榮事跡編成劇本。這部劇也是我們要排演的。我們在醫院慰問演出時走訪了作者,請他談了創作的經過和感受。作者特意為我們每個演出者談了意見,使同學們對人物的理解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。

  西安解放后,學校一部、二部同學同時畢業,大家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學校,前往各自新的工作崗位。我們文工班“集體分配”,光榮地成為延安文工團團員。沒幾天,我們接到上級命令,告別了學生生活,打起背包,帶著服裝、道具,跟隨大軍向大西北乘勝進發。

  (本文由陜西省韓城市政協文史委整理)

責任編輯:陳紅_DW10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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